一

在无数美好和殷切的期盼中，山东大学开学啦。1978年2月27日，一个乍暖还寒却风清气和的阳春丽日，我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行李，来到山东大学新校报到。找到经济学系新生报到点，把录取通知书交给桌后坐着的一位面颊清瘦、肤色青黑的中年模样老师。他把登记表格推向我面前的同时，看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的眼睛突然瞪大，接着抬头打量着我：“啊，你就是魏焕信？”我感到有些诧异，这位老师未曾相见更不相识，他怎么关注到我？猛然这一问，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你不知道高校招生录取规则及方法吧，怎么能那样填写报考志愿表？第一志愿山大，第二志愿复旦，第三志愿北大，颠倒了选报学校顺序和录取调档投档顺序。你的考分在复旦和北大调档线之上，但档案先投到第一志愿学校，第一志愿山大录取了，复旦和北大就不再有调档机会。”原来是问这个事情。老师忙着接待新生报道，我不能详细解释原委，就简单地回答：“老师，因为有点家庭原因，不在济南的学校我不能去；济南的大学，除了山大我也不想读。”“哦，是这么回事。”这位老师，就是给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深受同学们好评的周之美老师。或许是他参与系里的招录工作时，觉得我的志愿表有些荒唐可笑而记下了我的名字。

的确，我的报考志愿表填报得不符合常规常理、与众不同，但并不是对录取规则和方法一无所知。恰恰是知道招生录取规则和办法是按照考生所填报的志愿顺序由前而后调档投档，才有意而为之。何以如此，还得从当时想不想读大学的矛盾心态说起。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大学考试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文件规定，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招生条件均可报考。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文件还规定：入学时满5年工龄的国家机关企事业职工，在校学习期间工资由原单位照发。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恢复高校招考的消息，唤起千百万青年争做天之骄子的雄心壮志和强烈愿望，尤其让已经工作在各行各业、各个地方和单位的老三届青壮年人感奋激动。他们视为改变命运、实现向往和追求愿想的难得机会，纷纷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矿山牧场、边防军营等等重捧书本，奋力向高招考场冲刺。

恢复高考招生的消息开始我未受丝毫触动，置之与己无关。当时想，妻子工作极其忙碌，加班加点常态化，孩子刚一岁半，他姥姥身体不多好，带他很吃力。那时家庭生活基本没有电气化、自动化，有许多杂务琐事要干。再说自己已经工作了十三年，从机要学员、部队军人、企业政工干事到济南市财政贸易办公室干部，变换的单位也不少了，更主要的是觉得年龄已满30周岁，没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想法，也没有所谓改变命运的动机欲望，所以不去凑这个热闹，不当范进第二，免得被人讥讽、嘲笑。妻子几次督促我报考，我果断地一个“不”字回应。

1977年春季开始，我所在的济南市学大寨工作组驻邵而公社斗沟大队。全公社驻各大队的工作组经常集合开会。10月下旬起，工作组集合就看不到邻村工作组的王柏兰同志参加。她是济南市妇联的一个科长，老三届高中生。11月26日一次工作组集合看到了她，问她这段时间干什么去啦，怎么没参加集会活动。她说请假在家里复习，已经报名高考，听说年底撤销工作组，今天过来收拾一下行李。周末回市内，在家里我对妻子说，邻村工作组市妇联的一个女科长王柏兰，报名参加高考，在家复习快一个月啦……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还上什么大学！妻子接口说：“人家是有两个孩子的大女人，还无所畏惧地报考大学，你一个正当年的男子汉，是没有志气还是没有勇气报考？机会难得，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别怕考不好丢人！没人笑话！”这话有恨铁不成钢、烂泥扶不上墙的意味，实际更有激将的用意，因为妻子知道我不屈“逼将”却易被“激将”引爆的脾性。我哼一声：“我怕？考不上个相中的大学，我还不进那个校门呢！”“别吹大气、夸海口，拿到录取通知书算本事！”“好，那就等着瞧吧！”情绪冲动，一时起意决定参加高考。第二天报名前先到单位汇报考学打算，开明的高科长给予大力支持，并表示他和工作组长联系，我周一就不要回工作组上班，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此时离开考日子不到十天。

报名后，总得要对考试做点准备，但既没有可请教的老师，又没有可看的书本，语文、政治、史地就凭肚子里的存货应对吧，数学需要找本中学课本看看，可奔着山东医学院图书馆的一位老师没找到。罢了，考个啥样随他去吧！但报考志愿表还是要填写的。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无论济南地区之外的什么名校都不能去；而济南市内的学校，只相中了山东大学。报考志愿表要填三个学校，空着两栏不好看，就按第一、第二、第三顺序填写了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结果被山大录取。

不论考试成绩进入了哪些名校的调档线，不远离家庭的山东大学，很快被事实证明是预应了我特定家庭境遇的正确选择。开学不久，孩子的姥姥患上肝炎，不再能照看孩子。妻子由于单位工作繁忙和照顾病母、幼子，也操劳得身体病弱捧起了药罐子。登时，孩子进幼儿园成为全家最大最紧迫的需要。妻子和我的工作单位是省、市机关，都有收纳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幼儿园，但入园年龄规定必需三周岁。当时儿子离两周岁还差5个月，怎么交涉园方也拒绝接收。我又请求系领导帮助联系山大的幼儿园，期望能特事特办接收孩子，我骑自行车带孩子早晨上学时送进幼儿园，晚上下学后从幼儿园接回家。系总支副书记姜炳坤老师很当回事儿地与幼儿园协商，可园方的回绝也很干脆：学生的孩子入专为教职工孩子开办的幼儿园，没有这个先例，不开这个口子！那时企业倒是有幼儿园也有托幼班。母亲产假结束，白天孩子就可以送进托幼班，父母能够无后顾之忧地安心上班工作。但托幼班、幼儿园全都是只为本企业职工服务，只接收本企业职工的孩子。面对卧床的老人和无人照看的幼子，我感觉大学读不下去了，一度产生休学或退学的念头，亲友、老乡、同事等鼓励我想想办法咬咬牙，坚持挺过这个关口。后来写信叫老家来人把孩子带回去，由孩子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看护。直到孩子的姥姥和妈妈都基本康复后，暑假中我才回老家把孩子接回济南。就当时的家庭境遇来说，大学能够读下来，得益于山大和家庭同在一市之内。我虽不是走读生，但从入学到毕业，基本上是昼校夜家，两方兼顾，家中各种杂务琐事基本没耽误办理。购买蜂窝煤、搬家等体力大活，我还请一些同学帮忙。

二

《资本论》是山东大学77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必修大课，有幸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马家驹老师给我们授课。他对《资本论》精心研究、系统把握，讲课准备充分，内容充实，繁简有致，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深邃精辟，有着极强的知识感染力。大家都喜欢、踊跃听他讲课，教室里常常坐着一些其他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有一些老师。听马家驹老师的课，我觉得确实过瘾、享受，尽管有不少内容自己还弄不明白，不能马上理解吸收。但曾经一段时间，我在课堂上控制不住瞌睡。有一次，我胳膊肘支着课桌手托下巴陷于迷糊中，突然被马老师语气严厉的斥责声惊醒，惶恐地以为是批评我打瞌睡。平时我就很容易出现瞌睡，不管是会场、课堂还是别的什么场合，静坐的时候只要没有一定强度的精神刺激，瞌睡虫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睡眠神经。这可能是由于自小生活贫困，长期营养不良，能量物质摄入不足，缺乏足够的能量代谢，体质指数低于正常范围，导致脑供血不足、缺氧，从而出现瘦弱、乏力、犯困现象。自知有这个缺点，课堂座位特意选定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边角处。不过，本来听马家驹老师讲课，我脑神经的兴奋程度是瞌睡虫无法撼动的。这次打瞌睡另有原因。实际上马家驹老师不是对着我打瞌睡，而是在批评一位同学做影响听讲的分散心思和注意力的小动作。“课堂上都必须认真听讲，不想听可以出去，但不能违反课堂纪律！只有魏焕信可以睡觉。”马家驹老师最后这句话煞是令人愕然，大概当时同学们感到迷茫疑惑，搞不清究竟是捎带着反话正说地批评魏焕信瞌睡，还是知道他瞌睡有什么缘由而谅解宽容。当然，我是心知肚明，知其所以然。

先前，有一次马家驹老师临下课时，布置了一个小测验性质的作业，记得好像是要求每人都写一写对课堂讲解内容的理解。我没有针对课堂讲解内容，而是以《可变资本是被工人消费了吗》为题，质疑工人消费掉可变资本的说法。具体论述大体是这样：以榨取剩余价值为根本动机和唯一目的的资本生产，必须用预付资本购买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购买劳动力的预付资本，因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大于这部分预付资本的价值，是资本价值增殖即剩余价值的源泉，故而被称为可变资本。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所有者，前者取得了货币，实现了劳动力价值，后者拥有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支付了货币。至此，可变资本完成了载体即承担角色的形态转换，由货币资本变为“可变”的生产资本，但它仍然在资本所有者手里。工人的生活消费发生在劳动力商品交易之后，工人生活消费的首先是出卖劳动力商品取得的货币。虽然在资本所有者那里购买劳动力的货币是预付资本，但劳动力买卖交易完成货币到了工人手里，就完全是没有丝毫资本职能的普通货币。工人用这些仅仅执行货币职能的货币购买自己生活需要的生活资料，自然也与可变资本扯不上关系。显而易见，工人消费的不可能是可变资本，工人也确实没有消费可变资本。可变资本没有一点一滴和一分一秒与工人沾边，而是始终全部为资本所有者拥有。劳动力买卖交易之后，可变资本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形态进入了资本生产过程。正是可变资本没有被工人消费掉，才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剩余价值，发挥它“可变”的功能即履行它的增殖职能！资本循环总公式表示得很清楚，由预付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要素的商品资本的中，Pm是生产资料形态的不变资本，A则是劳动力形态的可变资本。

劳动力的买卖和包括生产资料的其他商品的买卖一样，是一般的商品交易。一方支付货币取得商品，一方付出商品取得货币。说工人消费了可变资本，是不是也可以说不变资本被生产资料的出卖者通过购买他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再生产资料消费掉了？殊不知，当人们说可变资本被工人消费掉了的时候，以劳动力形态登场的可变资本正活跃在热火朝天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

测验作业交上去过了两三天，马家驹老师在一次课后对我说，可变资本被工人消费掉一直是各国和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通行表述，教师讲课也都是照本宣科，一直以来没有人质疑甚至注意到这个问题。可变资本是不是被工人消费了，涉及资本尤其是可变部分的运动、剩余价值生产和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资本补偿原理问题。有必要探讨清楚。晚饭后你到我家里来，咱们凑几个人交谈一下相关这个问题的整个社会再生产资本补偿问题。马家驹老师同时给我说了他的家址。晚饭后来到马家驹老师家，房玉琴和另一个马老师的研究生已经先到了。四个人围坐着一张四方餐桌，马家驹老师主持、引导、指点，我们三个人无所拘束，踊跃发话，畅抒己见，气氛活跃、热烈。期间马家驹老师听的多、插问多，讲解少，显然是侧重于倾听年轻人的见解，观察我们的知识功底和理论研讨能力。直到马老师的夫人提醒时间已晚，马家驹老师才宣布今晚就交谈到这里，以后再一起研讨些问题。出门时马家驹老师拍了我一下肩背问道，为什么你近几次课堂上打瞌睡，我转过身颇有愧意地说，这段时间我有点迷上社会再生产公式的推导，将公式项素分解细化扩多了十几倍、几十倍，一个公式稿纸的一横行还写不下，再作项素量变推导更加复杂，所以很费力耗时，晚上在家里一坐下就熬到下半夜。因而课堂上打不起精神。马家驹老师竟然不厌不怨，只是提示我要处理好课外业余探索与课堂学习的关系，还说搞到一定程度抄一份给他看看。由于这项探索拖延时间长，他调回北京几年后，我才抄写了一份给他寄过去。概言之，马家驹老师说我在他讲课的时候“可以睡觉”，显然是知道我瞌睡缘由的特情特处，我深感是老师对学生自发钻研的一种特殊体谅和爱护。

转自：公众号文史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