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考上大学的45周年。回想当年，我的高考故事也十分具有自己的特色。可以说，它集中体现了我年青时的决断与坚韧、梦想与拼搏、汗水与荣光，由此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前途和命运。

一、报名前的犹豫

我是一名50后，1951年的平安夜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的一个湖边小村，也是一名“老三届”中学生。所谓“老三届”，在中国教育界和社会上有着特殊的含义，它专指1966年特殊时期爆发时全国在校的从初一到高三的中学生。其中，初中三个年级，高中三个年级，一共有六届学生（同期在校的大学生被称做“老五届”，因为有的专业是五年制），他们出生在新中国建国前后，集中在1947年至1952年期间。按照常规，这些人应该分别在1966、1967和1968这三年依次从初中或高中毕业。但是由于特殊时期，我们全部滞留在学校加入红卫兵组织，“停课闹革命”。到1968年底，这六届中学生像被“割青苗”一样全部同时毕业，推出校门，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见，“老三届”的学历差距是巨大的，既有原本应该1966年毕业、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也有1965年刚刚跨入初中门槛、只学了一年的初一学生。我是1964年秋升入初中的，到1966年夏，只读到初中二年级，正常情况应于1967年初中毕业，所以在“老三届”中我们这一届被称作“67届初中”，但1969年初也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到农村插队落户。先是在农村干了近2年农活，1970年底招工进了一家县属国营企业。该企业位于离县城40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只有一条土质公路与县城联系着，每天有一班到县城的公共汽车。从此我就与学校绝缘，再也没有机会深造了。那时我也很安心，没啥更多的想法。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把你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我在工厂干了6年，入团入党，也成了厂里的一名中层干部，并且结婚生子，当时就决心在这家企业干一辈子革命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76年风云突变。此后，社会风气骤然转向，“四人帮”散布的“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被荡涤一空，重知识、讲文凭的新潮流像滔天巨浪一样迎面扑来。1977年9月中央果断决定，恢复中断了十一年之久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的入学考试。这个消息像冬雷滚过鱼池一样，将沉浸在水底的鱼儿惊起，欢呼跳跃，每一个中国的青年人，都想跃跃欲试。1977年我就想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当时在工厂担任车间主任（以工代干），根本不可能放下工作，复习迎考。所以，只有心动而没有行动。而且当年国家还有一个规定，30岁以下的结了婚就不准报考，30岁以上的结婚还可以报考，但录取时限制专业。不过到1978年，国家政策又作了调整，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1978年，可以说是新中国至当时的高考史上最开放、最宽松、考生最多、学历最杂、题目跨度最大的一次高考。首先是报考条件的放松，不再有年龄婚否的限制；其次是政治审查的放松，不再看家庭出身；三是取消学历限制，所以1978年考生的基础学历从初一到高三的都有，甚至还有文革期间的小学毕业生，更奇葩的是，还有特殊时期前已经大专毕业、且已工作多年的人也赶来凑热闹。四是全国一张试卷（1977年是分省命题），试题难度平缓爬坡，包含了从初一到高三的所有知识点。就我个人来说，还遇到一个多年不遇的机会——我所在的工厂因设备问题，停产检修，时间半年。工人放假了！放假了！！放假了！！！（关键词要说三遍）

这时，已经是1978年的三月份，距离七月份的高考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考，还是不考？这是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不考，以我这样的学历，将来在社会竞争中肯定会受压抑、被轻视，一辈子也别想在大学生、高中生面前昂首扬眉。但是假如参加高考，以初中二年级的基础学历，大概率会名落孙山。到时候，领导会说你，不安心本职工作；同事会笑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白日做梦！在单位的日子也肯定不好过。我经过三天三夜的考虑，最后下定决心，报名考试！不畏艰难，不怕嘲讽，抓住机遇，贵在参与，再不济也可以实际检验一下自己真实的文化水平。

二、复习中的艰辛

既然报了名，就必须要积极准备，竭尽全力地复习。有一首诗不是说么，“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我在复习期间真是日夜兼程，昏天黑地，废寝忘食，如醉如痴。复习从哪儿开始呢？前面说过，我压根就没有进过高中，也没有见过高中老师，甚至不知道高中课本长啥样儿。复习就要重拾初中知识，自学高中知识，而这一切都必须在三、四个月内完成。

没有高中课本和复习资料，我唯一的复习依据就是当时刊登在《安徽日报》上的全国统一的《考试大纲》，从中寻找、揣摩和掌握知识要点。我报考的是文科，主要难点就是数学，需要复习初中数学，自学高中数学。至于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就只好依靠自己在文革十年时间里的知识积累和“综合素质”了。

数学的复习资料是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学生数理化丛书。数学中的代数我过去学得还比较多，在初二时我们中学就将初中代数的内容全部讲完了。但是，初中的几何仅仅上过一堂课，更不用说高中的几何和三角了。我记得唯一的一堂几何课是老师带我们到户外做实验。老师拿着一根标杆来到一条河边对我们说，学好了几何，不用过河也可以测量河的宽度。我听了觉得几何很神奇，兴趣也油然而生。非常可惜，几何仅仅就上了这么一堂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记得在复习中第一次遇到几何证明题时，如老虎咬刺猬，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只好去请教我厂的一位“老五届”大学生，该大学生告诉我，几何图形的证明要做辅助线。我听了大吃一惊，什么是辅助线？为什么要做辅助线？用量角器测量不行么？

语文和政治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平时读书、看报、听广播积累起来的。看书看报的意思大家都懂，听广播是怎么回事？那时很多家庭都很贫穷，既买不起电视机，也买不起收音机，所以国家决定在城乡普遍建立广播网，每天各城市单位和农村社队都有大喇叭广播，我的很多知识就是从单位的大喇叭广播里听来的。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连续十多年不辍。写作方面好在我曾经在工厂的政工科干过几天秘书，也写过几个长篇的大材料，一般的作文也还可以对付。

历史知识主要是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参加工人“评法批儒”小组学到的一点历史常识。所谓的“评法批儒”，完全是“四人帮”一伙别有用心所搞的一场闹剧，当时要求在全国城乡广泛推行。每个工厂都成立了“工人学哲学小组”、“工人文艺创作小组”、“工人批儒评法小组”等等，我也参加了后者。其实我对儒家、法家的学说根本没有概念，更谈不上什么价值上的贬褒。唯一的收获是通过学习对中国历史脉络有了一个大致模糊的了解。

地理复习资料的获得更加具有偶然性。那是1973年，我在小镇上的供销社买东西时，猛然发现商品橱柜的一个角落里摆着几本新书正在出售，其中一本是地图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地图册》。我看见后喜出望外，不惜花了我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将其买了下来。这本书印制得十分精美，我一直放在枕边，没事就翻翻。没想到五年后竟成了我地理复习的主要资料。这本书不仅助力我的高考，而且也伴随了我的一生。后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

复习中的艰苦更是一言难尽。有一次，我从其他也正在复习迎考的同事那里看到一本政治复习资料，就想借来看看，但他只给了我一个晚上的时间，第二天一早就要还回去。我借来以后，真是如饥似渴，从下午三点开始通读，晚饭好像都没有吃。恰巧当天晚上又遇到停电，我只能秉烛夜读。晚上十二点之前将一本有200多页的资料看完了，下半夜又开始抄录自认为重要的要点。等到这一切都完成时，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

还有一天晚上复习，蚊子实在是太多了，我只好躲进蚊帐里看书，被一个同事看到，在全厂传为笑谈。我听到后淡然地回答，“运筹帷幄之中，决胜考场之上！”

整个复习期间，我对外界天气和季节的变化基本上是无感知的。错过了当年四月的春风、五月的鲜花，六月的梅雨，直到七月份临考前才猛然发现，外面已是烈日当空，骄阳似火，盛夏季节到了。

三、考场上的迷蒙

经过四个月的临阵磨枪，我勇敢地走进了考场。我记得，当年的高考时间是7月20-22日三天。由于自己知识的浅薄与狭窄，事先又没有进行过哪怕一次模拟考试，第一天考政治，一拿到试卷我就懵圈了，不知道命题者的意图，不知道考的是哪个知识点，也不知道要回答到什么程度。我的答题秘籍就是，一靠常识，二靠猜想，三靠模糊化。

一靠常识。语文卷有一大题是判断题。第一小题：“人的器官是有差别的，大脑是人的器官之一，所以大脑也是有差别的。”第二小题：“他用三张小方桌，拼成一张大方桌。”对这样类似的题目，我只能根据生活经验和一般常识来判断正误了。直到上大学以后我才懂得，这在语文里属于语法和逻辑题。

二靠猜想。地理卷有一个名词解释：信风。我又蒙了，信风是什么鬼？我闻所未闻啊！书本、报纸和广播也都没有说过啊！于是我只好展开想象的翅膀，脑洞大开，在考卷上毫不犹豫地写到：“信风是一种测量风向和风速的气象仪器”。阅卷老师看到这样的答案，肯定会笑得肚子疼。

三靠模糊化。历史卷有一道名词解释：官渡之战。官渡之战我听说过，但复习时没有注意，对其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和意义一概不知。我只好模糊回答了：“官渡之战是中国古代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这样的回答我估计也能得几分，要不然我的历史科不可能考到88分。外语就更不用说了，我根本没有任何的复习，仅仅凭12年前的印象答题。什么名词的单数复数、动词的时态语态统统忘记了，全部都是瞎猜的。

当然，也有明显的缺憾，例如数学有一大题考的是几何学中的对顶角知识。关于对顶角我在复习中已经注意到了，但不知对顶角的性质、特点和作用。于是我就去请教一位老三届高中同事。哪知一到他家门口，就看到他们小夫妻俩在吵架，正“对顶”着呢！见此情形我也就不好问了。这个题目有15分，就这样丢失了。

四、高考改变命运

到八月底，高考成绩终于发榜了。虽然我的报名是临时起意，我的考试是跌跌绊绊，但最终结果还是超过了我的预期。考前我的小目标是能够考上一个大专就心满意足了。结果成绩公布后，我的成绩是363.8分，超过当年安徽省文科录取线（300）60多分，也超过重点线（340）20多分，被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山东大学经济系录取。由此不但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也极大地增强了我对人生的信心，后来考研、考博、考公费出国访学，再也没有怯过场。

我上大学时，大学生还被社会称为天之骄子，名牌大学的招生宣传上还常常见到这样一句话：“宁缺毋滥”。国家对我们命运多舛的“老三届”更是千般宠爱，万般呵护。由于当时我已经在国营企业工作了将近8年，按照政策，我上大学是带工资、算工龄、转身份（转为国家干部）、包分配的，不但不用交任何费用，还可以拿工资养家糊口。

知识改变命运，在我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不是当年考上大学，我可能就会在那个小集镇上工作一辈子，也可能早已下岗、失业、退休了。前几年，我和夫人特地回小镇上看了一下原工作单位的遗址。工厂早已停产倒闭，车间里的机器设备被拆卖一空，当年的同事们也都已经退休离散了，斑驳陆离的几栋旧厂房也被切块分租给当地的私人家庭作坊。唯有厂牌仍然悬挂在大门口，似乎在告诉路人，这里曾经是一家红红火火的国营企业。

一奋起实现大学梦，再回首已是百年身。往事如烟，但又历历在目。回望来路，苍山如海，桐花万里丹山路；展望前途，残阳如血，雏凤清于老凤声。我的高考体会，可以用宋人王安石的“三不足”说来概括：“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2023年7月1日于武昌南湖之滨）

转自文史楼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