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的人生里，总有一些记忆犹新的时刻，一些让人回味的时刻，一些改变命运的时刻。我想对于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七八级每一位同学，能够进入山东大学读书和四年的大学生活就是这样的时刻。四年的大学生活似乎并不足够长，就是转眼的功夫。然而如何进入山东大学这一学术殿堂，并度过四年的学习和生活的往事历历在目，这些如烟往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个烙印也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当我们感觉有给年轻人讲述历史的冲动的时候，说明我们已经老了。然而，在今天的课堂上，每当我面对着21世纪出生的大学新生的时候，就忍不住给这些年轻人讲述中国的改革开放，讲述春天的故事，讲述我们在大学时代的成长经历。四十五年前人民共和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影响了世界，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位同学都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十年特殊时期，受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冲击，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命运都是和那个时代息息相关。从1966年到1978年的十二年里，正常人应该完成了整个小学和中学教育，准备接受大学教育。然而直到那一天的来临，每一位同学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锻炼和磨难。改革开放的春风在1977年就徐徐吹起了，大学要恢复招生的传言已经在大地上悄然传播。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是一个真正的大革命、大变革的时代，由于不同的原因、不同的机遇，由于遇到了不同的人，最终有八十位幸运儿迈进了这座神圣的校门。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七八级这样一个群体就是在那样一个充满激情的岁月中诞生了。从大学的大门向我们敞开，到迈进校园，一直到完成学业，几乎每一天都和过去的一天不同。回望过去，每一个人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下面是我的故事。

日月如梭，往事如烟。

1972年读了两年高中的我报名参军，由于年龄不到18周岁没能成功。1973年底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山东莱阳54747部队驻地，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到部队才知道我所在的连队是在抗美援朝中赢得“鸡雄山狙击战斗英雄连”光荣称号的一支英雄的连队，连队的旗帜是在建国七十年阅兵式前导的百面战旗中的一面，部队的不少干部都参加过抗美援朝。五年的军旅生涯锻炼了我的意志和体魄，也使我和我的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如果没有这些友情的支持，我不可能成为山大七八级的一员。

我参军后不久邓小平就出任总参谋长，给部队带来了新气象，特别是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当时我已经到了部队机关，常常和几位年轻的参谋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七七年大学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部队，对我的震动很大。求学是梦寐以求的事情，看到昔日的小学和中学的伙伴们都在准备考试，而自己则因为身在部队，没有参加考试的机会而感到遗憾。为了排遣烦恼78年5月我就给机关领导提出休假，从在山东乳山的部队驻地出发去福建探亲。然而，当我在南行途中，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居然有人从部队打长途电话追踪到我，通知尽快返回部队，参加7月份的高考。原来在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替我报上了名，回到部队了解到那就是我的前任、司令部的黄文光参谋。黄参谋是河南永城人，我们平时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他知道我有读大学的念头，苦于没有报考的机会。有一次他到师机关开会，听说师里有几个可以报考地方院校的名额，他在开会之余就争取到一个名额带回团里。回来以后发现我在休假，就沿途到我可能停留的地方联系，最终找到了我。这应该是一生中对我命运影响最大的一位战友（也是我至今对河南人有特别好感的原因之一）。司令部机关的所有同事都在支持我，让我拿出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精力复习功课，没有这些支持，其实我是无缘大学校门的。

当时部队驻地在距离乳山县冯家镇还有十几里地的一个山沟里的王家庵村，只有十几户人家。拿到报名资格之后我就到离部队驻地四五里地之外的万家村中学，想跟着毕业班听听课，几堂课下来感觉到非常灰心。虽然我在中学时期数学和化学是成绩最好的两门课，也是我最喜欢的两门课，中学毕业六年之后再拿起笔来，脑子里空空的，而在一个月里完成高中的数理化功课复习，参加高考是不现实的。好在在部队期间，特别是到机关之后，经常读报看书，在万家中学的一次模拟语文考试中，我的一篇作文居然被老师当作范文。这使我放弃了报读理科的想法，转报文科。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在高考中我的数学考试只得了38分，语文考了88分，历史考了93分。78年的考试是全国统一命题，考场设在文登大水泊机场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据说烟台地区驻军推荐了70多人参加考试，大学本科就录取了一位。当时报名和现在不一样，先出成绩再报学校和志愿。虽然我非常喜欢历史，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已经成为当时的热点，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就成了我的第一志愿。

校园里的风波

进入大学读书，是我们孩童时的梦想，如今如愿以偿，每一位同学都非常努力。当时宿舍的条件比较差，一个不大的房间，4张双层床挤的满满的，大部分同学都在教室上晚自习。我们的四年大学生活本来可以风平浪静，然而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也会有一些小的风波。对于整个七八级有着影响的就是一次罢课事件。在文史楼二楼有一个大家晚上经常去的自习室。平时我也常去，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晚上我回到宿舍，听说和我同一个宿舍的陈建民同学被打了，而隔壁宿舍的马卫刚同学也被打了。打人的是校园里的一群小流氓。同学在自习室被打，作为班干部对于班里同学受欺负不能熟视无睹，况且还是一个宿舍的同学，马卫刚同学虽然住在隔壁宿舍，但是是班级通信员，负责给全班同学收发信件，大家都很喜欢他。当晚同学们义愤填膺，七嘴八舌，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校园不能保证同学的人身安全，第二天上午不去上课了，罢课表示抗议，要求学校保证校园里治安秩序和人身安全。在当时的气氛下大部分同学都表示支持，也有部分同学有保留，表示不同意见。班级大，有些同学和挨打的同学不熟，也可以理解。第二天一早，老师也听到这个消息，我记得是陈一献老师和赵植业老师，一早到了宿舍，首先看望了和我一个宿舍的受伤比较重的陈健民同学，我们把情况一说，两位老师也表示支持。这样我们就来劲了，不仅仅要罢课，还要到学校党委请愿，要求严肃处理肇事者。上午九点钟我们班的几十位同学排着队，走了半个小时，到当时校部机关所在的洪家楼老校区，去向学校党委请愿。虽然当时口气很硬，但心里也在不停打鼓。学校党委安排在会议室请几位代表向校党委反映情况，现在记不清是哪位党委领导接见了我们，但系里的姜炳坤副书记在场，对我们进行了安抚，表示要严肃处理。之后我们就回到了宿舍。当时学生支部认真做了研究，决定我们要尽快上课，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当天下午我们就回到教室上课了。有些同学担心学校会因为我们几位带头闹事会处分我们，事后才知道学校党委对这件事情是认真对待的，对我们的行为很包容，对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过了不久，山大校园打架斗殴事件就在当时老校的大礼堂里举行了公开审判，我和班里的几位同学出庭旁听，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法庭审判。参与打架的几位年轻人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最后的判决结果，将领头打人的判了刑。校园秩序因此大为改观，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说过校外的年轻人到校内寻衅滋事的事情。不仅如此，据说因为我为同学出头组织这次活动，维护校园秩序，在校园里有了名声，学工部组织新一届学校学生会换届，还把我增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

南腔北调

我们四年的大学学习和生活丰富多彩，最主要还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打开这个门的就是这些年来陪伴着我们的老师。担任我们课程的每一位老师都有着独特的讲课风格，而且还操着不同的口音。记忆犹新的包括第一学期给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赵海成老师。赵老师操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当时上课没有麦克风，80人的班级，可想而知一堂课下来体力和精力都会耗费很大，但赵老师总是激情饱满。而当时的任课老师中，山东本地的老师并不很多，而来自天南海北的庄德钧老师、毛永林老师、陈一献老师、胡世凯老师、陈乃圣老师、欧是老师、朱茂铎老师等各位老师，当我想起这些老师的名字，不仅仅是在脑海中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更是回想起在课堂上他们的南腔北调。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老师聚集在山东大学的校园里，使我们这些土生土长，土里土气的年轻人，经过了四年的熏陶增长了知识和智慧，逐步成熟起来。来自四面八方的老师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特别要提到的是胡世凯老师。当时老师没有办公室，都在家里备课，好在大部分老师都住在校园南面的家属院。快毕业的时候，我准备联系出国，有一些表格需要填写，胡世凯老师刚从美国访学回来不久，我就在一个晚上到胡世凯老师家里去请教。胡老师特别耐心，讲得非常详细，不仅帮我填好了表格，还举了不少例子，讲到英文和中文表述的细微区别，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这些精心讲授和大师风范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

四年前回到山东大学发现和当年的情况相比，有些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学生成分的变化，现在的大一新生，本省的学生只占百分之三十，而来自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学生占主体。78级外省的同学比较少，刚刚好十分之一，来自江苏的仓乃京和薛为昶，来自福建的刘正汉和杨日炎，来自四川的谢禄清和余文华，来自浙江的钱升和俞大澄。入学后不久杨日炎就提出要转专业，不喜欢学政治经济学要学中文，正好有来自上海的朱珑珑同学希望由中文系转学经济学。这次转学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来描述，交易双方都受益。杨日炎中文系毕业后去了新华社，日后成为了高级记者。珑珑毕业前去了德国留学深造，经商做企业，数年后回国发展，现在成了非常有社会贡献的企业家。这些年山东大学的学术水平提高很快，但操着南腔北调的老师少了，山东口音多了，常常使我怀念我们的大学时代。

平日和我们接触更多的是两位辅导员，倪明远老师和逄秀贞老师。我记得倪明远老师留校不久，入学时帮助我搬行李，我开始还以为是我们的一位同班同学，后来才知道是辅导员老师。当时班里同学年龄差别很大，我想有不少学生的年龄应该比倪明远老师大，但倪明远老师在努力地辅导我们。对同学们的情况最了解应该是逄秀贞老师，一直到毕业，她一直是我们的辅导员。她一直关心着每一位同学的成长，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宿舍里的故事

宿舍是大学生活的核心。78级的宿舍又不同一般。8位同学一入学就安排住在一起，4个上下铺的床，2张桌子在中间，实在是没有什么空间。我和李立、于国俊、孙成正、陈建民在一间宿舍里度过了整整4年时间，入学后一年，80人的大班不利于管理和组织活动，就分成了两个班，分班以后调整宿舍，一开始入学时同宿舍的许子敬和初明起搬了出去，王立权和李全金搬了进来。

中间有个小小的插曲。班级年龄最大的来自潍坊的孙国栋同学，入学后不久就提出转学到昌潍师专，因为师专不用交生活费，两年就毕业，转城市户口。导火索是家里来信说养的猪跑丢了。当时一口猪是家里的重要收入来源，是家里的一件大事。转到潍坊离家近，可以照顾家。孙国栋做出这个选择很是可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理解。孙国栋离开了，空出床位王正国就搬了进来。

我和李立在上下床住了4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下铺，住在下铺比较方便，在下铺时间久了感觉不好意思，就提出和李立交换，住到上铺。那年冬天宿舍窗子上最上边的一格玻璃破了，先开始用报纸挡了，倒也没事。但有一天晚上，刮风下雪，大家都在被窝里冻得要命，没人起来。天亮起床一看，雪花飘到屋里，床头上都积雪了，赶快通知工人来维修。

我当时是带薪上学，相对比较富裕。为了学习英语，我和许子敬一起跑到泉城路上的百货大楼买了一个松下的录音机带回宿舍，大家都叫砖头块。当时校园里流行邓丽君的歌曲，说是为了学英语买的，我估计砖头块播放邓丽君歌曲的时间比播放英语磁带的时间多。

当时学校晚上强迫熄灯，不让大家学习太晚。9点多钟大家都回到宿舍。躺到床上，就交流各种各样的故事，大都记不清了，记得老于时常提醒结过婚的同学，屋里还有没成年的年轻人，讲话要注意。再就是记得陈建民总讲到他家乡临朐的老龙湾，特别神奇，一直想去，到现在也没能成行，很是遗憾。

重返校园

离开校园之后，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相继完成了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1991年任教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2001年加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19年7月山东大学管理学院举办了一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的大型学术研讨会，请我回来参加。当轮到我上台之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讲了一串头衔。我上台之后首先讲了这样一句话：这些头衔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今天在这里我的身份就是山东大学的校友，母校只要有需要我义不容辞。我想这只是一句直白的客套话。没想到一个月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母校需要我的服务，邀请我回母校担任管理学院的院长。那时我才知道时任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赵炳新教授已患重病，并且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当时我的心情是既感到一份意外、感到一份沉重，也感到一份喜悦。感到意外和沉重是因为我已经离开北大光华的行政岗位快十年了，一直在管理学领域上寻找自己的乐趣，而管理学院院长的挑战和艰辛是众所周知的。感到一丝喜悦是因为母校在召唤，而我能够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管理学院工作的经验和知识服务母校。再一个原因就是管理学院前面两任院长是同班同学徐向艺和杨蕙馨，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肯定支持我。所以在2019年的10月我就鼓足勇气回到了母校。转眼就是四年了。到校三个月后就面对着抗击新冠疫情的大考，学院转型发展的压力也很大，在已经成为校长的七七级樊丽明学长的领导下和学校学院各位同事的支持鼓励下，努力工作，充分利用这个报效母校的机会，使得管理学院走上了全面图强的轨道。

回到母校后，每天早上，当我从山大南院骑着共享单车去办公室，路过小树林时，我常常停在路边，恍恍惚惚感觉有同班同学还会坐着马扎，在树下温习功课，准备暑假前的考试，说不定哪位同学会从树后面转过头来给我打个招呼。四十多年过去了，小树都已经成长为大树，小树林里也安上了固定的凳子，但当年的小树林已经成为了一个图腾，神牵魂绕的小树林是我们的精神寄托。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回首往事，我感觉我们见证了历史，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们走过了我们要走的路，我们可以告慰我们的师长和前辈，我们没有愧对这样一个时代。未来要由新一代的山大人承担，继续把小树林的精神发扬光大，早日把山东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内容转自文史楼公众号